1930年代，第四任社长岩崎小弥太就为三菱集团提出了“所期奉公、处事光明、立业贸易”的“三大纲领”。时至今日，这三大纲领仍标注在三菱集团的官网上，也被品牌视为其精神与价值观的体现。

  然而讽刺的是，5月9日，在去年刚刚成为百年企业的日本三菱电机公司公开承认了其生产的变压器存在检验数据造假问题，并且至少可以追溯到1982年，造假跨度长达40年，该公司涉事工厂的两项质量管理认证证书也被国际认证机构暂停。

  此事一经曝出，在登上各大社会化媒体热搜的同时，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对此，有网友评论称：“百年企业，造假四十年！”、“鞠个躬就又完事了”。更不可思议的是网友将日本享誉全球的“工匠精神”戏称为“躬匠精神”…

  事实上，这并不是三菱电机首次身陷造假风波之中了。早在去年6月，该公司就被曝出在列车空调质检与火车制动器空气压缩机数据中存在造假行为。据有关报道，三菱电机在这起造假事件中使用了可追溯到1980年代铁路设备的伪造数据自动填写产品检查报告，而不是根据相关要求在设计更改后对每个部件进行新的测试。三菱电机也在当时承认了这一行为是有组织的欺诈，并从30年前开始就在内部员工中逐渐形成了掩耳盗铃的“潜规则”，这起丑闻最终也导致时任三菱电机总经理的引咎辞职。

  而在2020年，三菱电机还因为向欧盟运送不符合当地标准的汽车无线电接收器而被处罚。然而，当时企业的做法是大事化小，仅处罚了该部门高管一个月薪酬的5%。

  2007年，东京电力公司就承认，自1977年起在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和新潟县柏崎刈羽核电站累计199次例行检查中存在篡改检验测试的数据，隐瞒反应堆故障的情况。

  2011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前数天，作为核电站的运营商，东京电力公司承认对核电站设施缺乏检查，其中一座向反应堆的温控系统分配电流的装置，更是11年来从未接受检查。

  此事曝出后，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要求东电2011年6月2日前递交改正方案。后来发生的事便众所周知了，没能等到6月。核电站在3月11日遭地震和海啸破坏,冷却系统受损，引发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

  2017年10月，神户制钢所承认篡改部分铜、铝产品的检验数据，将未实现用户要求的产品充作合格产品供应给客户。随后又二次“摊牌”，他们将篡改了技术数据的产品用以制作于汽车、新干线和飞机等，交付给了总共大约500家国内外客户，这一数字是他们之前公布数字的大约两倍。

  同年10月，将“以人为本”视为造车理念的斯巴鲁承认，过去30年间， 公司下属两家工厂使用无资质检验员“糊弄”新车出厂前的整车检查。

  2021年12月，有日本媒体曝光日本批发商“高山水产青果”把进口鳗鱼伪造成日本生产的鳗鱼在日本当地销售，并且这一卖就是长达五年的时间。这次事件也让不少网友当时调侃的表示：“国鳗终于崛起超越了日鳗。”

  同在去年末，日本曝出更大规模的造假丑闻，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统计，全日本有约1.2万家公司，涉嫌在建设工程建设项目领域造假。波及范围之广，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日本GDP统计的真实性。

  那么，从享誉全球的“工匠精神”到如今被网友调侃的“躬匠精神”，“日本制造”到底发生啥事了？

  日本社会极为重视商业和个人的诚信度。在日本独特的诚信社会体系中，企业弄虚作假需要付出的高额代价往往是没有办法挽回的，一旦失信行为被发现，不仅要承担对应的法律责任与罚款，企业更有很大可能因此失信于消费者进而落得破产的结局。

  然而为何在这种社会氛围和背景下，日本近些年来仍屡屡被曝出造假事件呢？从以下三个方面或许可以窥见个中原因。

  二战结束后，日本凭借轻工业以及出口导向经济体制，仅用了20余年就在全球范围内重新站稳了脚跟，坐拥一众实力丰沛雄厚的制造业企业。

  然而在1991年，日本房价和股市发生了跳崖式的暴跌，大量企业破产，银行坏账激增……在此之后便是日本人经常说的“失去的二十年”。

  在这段时间里，面对日新月异的新兴市场、日益强大的竞争对手、陡然增大的经营压力、瞬间放大的焦虑心态让日企越发的无法淡定。最后导致个别公司开始偷尝造假的“禁果”，并在尝到甜头之后由最初的侥幸试探变得逐渐一发不可收拾。造假范围从单一行业蔓延到多个行业，造假时间也由一时兴起转为横跨几十年的持续隐瞒。通过不正当手段缓解经营压力，甚至成为了部分日企暗地里的“常规操作”。

  上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管理曾被视为东亚乃至全球范围内的范本，成为不少国家研究和学习的对象。然而面对全球经济的迅猛变革、日新月异的市场需求和层出不穷的科学技术手段。日本墨守成规的管理模式逐渐显得笨重与落伍，这种与时代的错位也导致日本企业的监督制度机制看似严肃严明，实则很容易因为要保证利益、确保生产等极为现实的因素出现各级管理人员对违规操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这也导致昔日引以为傲的“日本模式”如今成为了长期隐瞒和造假蔓延的“温床”。

  近年来日本的政商勾结和权钱交易等顽疾愈演愈烈。2017年轰动一时的“日本商工组合中央金库造假门”事件中，“商工中金”作为由日本政府和民间共同运营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本应为经营基础薄弱的中小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然而商工中金却通过篡改财务数据的方式向许多不合乎条件的企业发放贷款，从而骗取更多的政策补贴。据相关数据统计，商工中金所有100家营业点中有97家存在造假行为，参与造假人员达444人，通过篡改文件数据等方式造假次数达4609次，涉及放贷总金额达264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50亿元）。

  “商工中金”本应是利好中小企业和展示政商合作的双赢之举，却成了日本政商关系与管理混乱的“放大镜”，失信于民众的同时，也进一步的助长了一些无良企业上行下效、无视规则、淡化诚信、试图蒙混过关的风气。

  尽管近年来日本频频曝出造假丑闻，但我们仍要清醒的意识到，我国制造业仍和日本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德勤《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中，日本制造业排名经历了一个从第六名下滑到第十名，又从第十名回升到第四名的“V”型反转，反映出日本制造业在阵痛后，正在又一次的重构竞争力。

  我国想要从目前的“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必须要“以史为鉴”。不仅要结合自己的发展历史，有的放矢的推动行业进步，更要从日本近年来的“造假史”中吸取经验，明确的认识到进步没有捷径可走，唯有潜心培养大国工匠，实现“匠能存，技可传”，才能补上中国制造链的“最后一公里”。